自1844年英國羅虛代爾公平先鋒社成功建立以來，法國、德國等都相繼出現了各種類型的合作社，并且依據不同的經濟、政治、文化特點，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合作社模式，如英國的消費合作社、德國的信貸合作社、美國的農業流通合作社等。
進入20世紀后，歐洲的合作經濟思想隨著中國早期赴歐留學生的歸國而傳入中國，其中早期社會主義者思想領袖梁啟超認為合作社是將中國從農業社會引向資本主義、再從資本主義引向社會主義的最好辦法。
景山東街——中國合作社起源
中國合作事業的發端一般以1918年3月30日正式成立的北京大學消費公社為標志。
北京大學消費公社1917年底開始籌備，1917年12月胡均、王建祖兩位教授以及60余師生發起組織消費公社，選舉產生19人組成的籌備委員會，并于12月29日召開首次籌委會，草擬章程。1918年1月8日經校長批準景山東街42號為社址。1月15日開始募股，共得438股。3月30日舉行成立大會，通過章程，選舉職員，并于當日營業。
現在的景山東街
北京大學消費公社的業務宗旨，是專備教職員及學生之日常消費物品，在校內設所出售，使社員得到價廉物美之物品。
北大消費公社股票
業務經營分為圖書、雜貨兩個部。圖書部按學校要求出售各種書刊、文具；雜貨部出售給教職員及學生日用品，社員憑折購物，可享受回扣，還可記帳支取物品，但需將股票存于社中，每股支取的物品不超2元，限期一個月付還， 逾期不還，股票由社處理。公社每半年結算一次，所得凈利分為10份，3份為公積金，2份為辦事人員酬勞金：5份為社員分紅。
北京大學消費公社持續時間不長，其活動也局限在教職員工和學生范圍內，組織也有不完善之處，但是它畢竟是按照現代合作社原則組織起來的中國最早的一個消費合作社。
合作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傳道
在其后的兩年間，上海、武漢、成都、長沙、濟南等大城市里的知識分子建立了10余個消費合作社，形成了“中國初期合作社運動”。這些合作社很少生存兩年以上。它們主要是對西方社會運動的模仿，而不是基于對中國現實經濟問題的理解。
薛仙舟
1919年，留學歸國的薛仙舟將“cooperative”譯為“合作社”，從此這一譯名就成了標準，或許因為這一譯名在意義上更接近于中國民間傳統的金融組織：合會。
鏈接
薛仙舟（1878-1927），原名頌瀛，字仙舟，廣東香山人。早年肄業于北洋大學法科，曾留學美、德，專攻經濟學；1914年起在復旦任教，宣傳合作主義；1919年創辦中國第一個合作金融機構——上海國民合作儲蓄銀行；1920年起指導早期中國合作事業最重要的理論刊物——《平民》周刊；1927年6月起草中國合作運動綱領性文件《中國合作化方案》；同年9月意外去世，時年49歲。中國合作運動的創始人，被譽為“中國合作運動之父”。
在信用合作事業方面，我國早期的信用合作組織有上海國民合作儲蓄銀行，四川成都農工合作儲蓄社等信用合作組織，之后，有華洋義娠總會下的許多信用合作社。
上海國民合作儲蓄銀行是在薛仙舟的倡導下，由復旦大學教職員和學生發起，1919年10月22日成立，1926年停業，共存在了5年多時間。
生產合作事業的萌芽是1920年12月建立的湖南大同合作社。該社社址設在長沙附近的鄉村里，有房屋一棟，熟土四塊，荒地兩段，購置了毛巾機、制襪機和縫紉機數部，還備有印刷工具，在五個月中集合社員17人，集資四百余元，生產出毛巾五打，信紙八千張，襪子15打，縫紉衣服帽子20余件。盡管大同合作社生產規模很小，但它是我國生產合作事業的萌芽。
1920年5月1日，上海復旦大學的20多名學生組織了“《平民》周刊社”，并在第二年的12月6日改名為“平民學社”。在隨后的幾年中，“平民學社”成為中國合作主義的思想和理論陣地。
在“平民學社”活躍期間，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早期領導者毛澤東以及戴季陶等人都與之關系密切，“平民學社”的合作主義思想對此后國民黨的合作主義建國以及共產黨的工人和農民合作社經濟思想都有所啟發。
平民學社成立一年后成員達70多人，最多時有100多人。到1924年7月《平民》在出版了212期停刊時，共發表了800多篇有關合作社的文章。
共產黨領導下的合作社探索
1920年，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在就刊載了題為《俄羅斯同業組合運動》的文章，全面介紹了蘇聯合作社運動發展歷史，特別詳細報道了列寧領導的蘇聯的合作社運動。瞿秋白則以北京《晨報》特派員的身份向國內介紹和宣傳蘇聯合作社的發展情況和列寧合作制思想和政策。
安源路礦工人消費合作社
而1922年成立的安源路礦工人消費合作社則是中國共產黨對合作社的最早實踐。
1922年5月1日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成立后，負責領導工人俱樂部的劉少奇、李立三根據中共湘區委員會和毛澤東關于舉辦工人消費合作社的指示，由李立三親自負責籌建工人消費合作社，李立三兼任消費合作社的經理。
這時的消費合作社業務經營數量很小，僅“販賣最少量的布匹和日用品”。隨著工人罷工取得了勝利，工人消費合作社也相應擴容，此時共集資一萬余元，安源路礦工人消費合作社并于1923年2月7日正式開業，易禮容擔任合作社總經理，當年夏，易禮容調走后則由毛澤民代理總經理。
安源路礦工人消費合作社股票
安源路礦工人消費合作社從1923年2月7日正式開業到1925年9月l日被迫關閉，共經歷了二年七個月的時間，它是共產黨領導的合作社商業的首次嘗試。
中國共產黨同時也在農村中開展合作社運動。1923年廣東海、陸豐地區掀起了農民革命運動，建立了農民協會，在農民協會的章程中，就作出了建立農民消費合作社的規定，并建立起了農民消費合作社。
1924年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廣州和武漢農民運動講習所，均開設了《農村合作》課程。在黨和各地各級農協的領導和組織下，以消費、販賣、信用合作社為主要組織形式的農村合作社運動在湖南、湖北、廣東等省廣大農村蓬勃興起，農村合作社運動成為當時農民運動的一項重要內容。
孫中山與國民黨的合作社情結
國民黨領袖孫中山在20世紀10年代晚期寫作《實業計劃》時曾大量閱讀了歐洲烏托邦和基爾特社會主義者的著作。孫中山認為合作社是一種“財富社會化”的經濟組織，或者說是通過它來實現平均分配社會財富。
孫中山
在孫中山看來，民生的進步可以通過4種途徑來實現：工業發展，交通國家化，合理的所得稅，財富社會化。前三種應通過政府的努力來實現，而后一種要靠民間組織消費合作社。孫中山始終對消費合作社有著政治的興趣，認為它可以緩和各階級的利益，使馬克思的階級斗爭變得沒有必要。
除孫中山外，國民黨早期領袖中戴季陶、胡漢民、廖仲愷、王寵惠、邵力子、葉楚傖、顧孟余、陳果夫等都對合作社有著濃厚的興趣。
后來的國民黨從未在合作運動中按照孫中山的想法去做，對于國民黨后來的領袖來說，中國更重要的問題是發展生產以解決貧困，而不是解決財富的分配。但他們接受了孫中山關于采用合作社作為經濟組織以加強地方自治的想法。
1918-1919年，孫中山其撰寫的“地方自治計劃”中提出，在地方自治的戶籍、行政、地價、道路、墾荒和學校六項任務實行后要展開第七項任務：組織農業、消費、保險的合作。在國民黨領袖看來，孫的這些教導遠比單獨組織消費合作社更為可行。因此，國民黨在1927年取得權力后立即實行了“地方自治七項運動”，從此而在各地開展了合作運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