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我國宏觀經濟運行平穩，出現了“雙重向好”的新格局：新結構、新經濟、新動能在加速形成，傳統產業調整在深化。我國經濟出現的“雙重向好”，并不意味著經濟將會出現V型反轉，明顯回升。我們認為，這次宏觀經濟企穩向好帶有明顯的內在性，而止跌回穩是初步的，基礎仍不牢固，仍存在反復的可能性。
要充分認識到我國宏觀經濟運行仍面臨不少突出矛盾和問題。主要是：房地產調整明顯延后，對未來一段經濟增長形成壓力；工業經濟調整進入由量向質轉變的新階段，仍面臨多重結構性難題；服務業發展和創新發展等新發展仍面臨較大的體制機制障礙；世界經濟復蘇乏力，國際金融風險仍未有效釋放。
2017年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推進下，我國宏觀經濟平穩增長可期。在政策取向上，須堅持宏觀政策要穩、產業政策要準、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的思路，在宏觀調控政策和改革政策之間形成疊加效應，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上取得重大突破，為長期發展注入新動力。
王小廣
我國宏觀經濟出現新的積極變化
今年我國宏觀經濟運行呈現如下特點：
1.工業與投資聯動效應明顯
今年年初，我國宏觀經濟繼續有所下行。一季度GDP增長6.7%，比上年四季度回落0.1個百分點。主要是工業增長繼續放慢，一季度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5.8%，比上年同期回落0.4個百分點，為多年來的季度低點。而工業增速的持續放慢與傳統產業調整加深，特別是市場和政府雙重作用下的“去產能”加快有關。
進入下半年，工業增長企穩、民間投資有所反彈，總投資也企穩回升。工業增長企穩與物價形勢的積極變化（PPI跌幅年初大幅收窄，9月份擺脫長達4年多的負增長轉向正增長，使相關企業盈利改善，投資意愿增強）。同時政府采取措施激發民間投資活力，使民間投資自9月份開始止跌回升，前11個月累計民間投資同比增長3.1%，比1－7月份的最低點回升1個百分點。民間投資的回升帶動了整體投資增長的反彈。
2.政府積極支撐避免了總投資的大幅下降
與民間投資明顯下滑相對應的是，2016年年初以來，政府投資和房地產投資在明顯回升，較大程度上抵消了來自民間投資增長下滑的影響。
首先，政府主導的投資有所加快。主要表現為：基礎設施投資加快。1-11月累計，完成基礎設施投資（不含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生產和供應業）同比增長18.9%，比同期全部投資增速快10.6個百分點。從資金來源看，國家預算內資金增長較快，前10個月同比增長16.5%，上半年增長更快，高達21.8%。反映政府主導的投資加快的還有就是國有控股投資再現高增長。1-11月累計，完成國有控股投資19.1萬億，同比增長20.2%，比上年同期加快8.5個百分點。
其次，房地產投資增長迅速反彈。在各種利好政策的刺激下，房地產銷售明顯回暖，導致房地產投資穩定回升。1-11月累計，房地產開發投資同比增長6.5%，比上年同期加快4.2個百分點。據測算，房地產投資回升對總投資的貢獻超過了1個百分點，對GDP的貢獻在0.4個百分點以上。
3.消費增長與物價增長“雙穩定”
我國經濟正在由投資主導向消費主導轉換，這是我國經濟向中高端邁進的必然趨勢。2016年以來，消費需求繼續穩定增長。1-11月累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10.4%，扣除物價因素實際增長9.7%。1-10月份，全國網上零售額同比增長26.2%。其中，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增長25.7%，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比重為12.7%。
與消費平穩增長相對應的，我國物價總水平繼續保持穩定，既沒有出現明顯通脹，也沒有明顯的通貨緊縮壓力。1－11月累計，全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同比增長2.0%，比上半年微降0.1個百分點，比上年同期提高0.6個百分點，通縮的隱憂逐步消失。物價總水平穩定的基礎是食品和糧食價格的穩定。1-11月份，食品煙酒類價格同比增長3.9%，屬于合理范圍。其中糧食價格同比僅增長0.5%，這是因為連續多年糧食豐收，庫存充足，國際糧食價格也相當穩定所致。食品煙酒類價格回升主要是由于蔬菜、豬肉價格上漲較快，而其他多數食品價格趨于穩定。
4.就業在總體平穩中呈現分化走勢
就業穩定向好是本輪經濟調整的最大亮點。今年年初，在經濟增長繼續有所放慢以及鋼鐵、煤炭等傳統工業加快去產能的形勢下，就業壓力一度有所加大，特別是國有企業的隱性失業問題顯現，但在二季度后明顯趨穩。據人社部數據，前三季度，城鎮新增就業1067萬，提前一個季度超額完成了全年預期目標任務。而國家統計局的31個大城市的城鎮調查失業率也一直保持穩定，多數月份處于5%－5.1%。在經濟下行壓力的情況下，就業繼續穩定向好，既有經濟規模效應、產業升級效應的重要貢獻，也體現了宏觀政策的積極支持效應。
但像產業分化一樣，今年以來就業結構分化特征也十分明顯。一方面，隨著傳統制造業的持續調整和去產能力度的加大，投資和就業面臨較大壓力。民間投資的大幅回落及國企去產能中的職工分流對就業形成了較大壓力。另一方面，產業升級和“雙創發展”創造了更多就業機會。除服務業和高技術產業快速增長對就業形成較強支撐外，網上購物這一新業態的快速發展也創造了許多新就業機會。目前我國快遞員數量超過200萬，而兩年前僅90萬人。1-9月份，全國快遞服務企業業務量和收入同比分別增長54.0%和43.9%，比去年同期分別加快8.0個和10.7個百分點。
5.PPI由負轉正是經濟運行一大亮點
2016年在CPI增幅溫和回升的同時，PPI（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增長則出現了反轉性變化，PPI在三季度未終于結束了持續四年多的負增長，進入快速回升軌道。一季度PPI同比下降4.8%，比上年全年和上年四季度分別收窄0.4個和1.1個百分點，二季度PPI同比下降2.9%，比一季度大幅收窄1.9個百分點。其中鋼鐵、煤炭和有色金屬的價格都出現了較大程度的環比上漲，這有效地改善了一些生產資料生產企業的效益。從一季度PPI降幅有所收窄，到二季度PPI降幅的大幅收窄，再到三季度末的轉負為正，并持續回升，這意味著傳統產業調整已取得積極成效，特別是減產量、去產能的積極效果初現，這是經濟出現內在性向好的重要表現。
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對2016年中國經濟運行作出以下判斷：我國經濟穩中向好的基礎在不斷鞏固，出現了“雙重向好”的新格局：新結構、新經濟、新動能在加速形成，傳統產業調整基本到位。
新結構、新經濟、新動能既包括服務業占比不斷上升、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的提高，也包括新產業、新業態快速發展，還包括消費升級及消費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不斷增強。
傳統產業調整基本到位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工業增長調整基本到位。既表現為工業生產的止跌回升，也表現為工業投資降至低點并有所回升。二是PPI增長由負轉正。在市場和政府力量的同時推進下，我國去產能取得了積極成效，其重要標志就是PPI結束了持續4年多的負增長，開始出現全面回升。
當前宏觀經濟運行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目前我國經濟出現的積極變化并不意味著經濟將出現V型反轉、出現明顯回升。從結構分析可知，這次我國宏觀經濟的企穩向好帶有明顯的內在性，但止跌回穩仍是初步的，基礎仍然不牢，仍存在反復的可能性。而當前我國宏觀經濟運行仍存在這樣一些不可忽視的問題。
1.房地產調整明顯延后，對未來經濟增長形成壓力
我國房地產發展一直存在一些不健康、不理性的因素，致使房地產泡沫不斷增大。這次也不例外。由于房地產政策調整，今年房地產銷售量再次出現暴增，并伴隨一、二線城市房價暴漲。數據顯示，1-11月商品房銷售面積和銷售額分別增長24.3%和37.5%，其中住宅增長還要高些，分別增長24.5%和39.3%。這一漲幅遠超2013年的快速增長，僅低于2009年暴漲。
我們認為，現在的房地產問題不是緩解了，而是更嚴重了。
首先，這與政策的預期目標相背離。這次房地產政策放松，主要是想消化三、四線過量的庫存，結果卻是一、二線城市房地產量價齊升，一線城市房價暴漲40%以上，房價越暴漲，銷售越好，這與消化庫存、解決房地產問題的初衷相違背，去庫存一定是降價銷售，而我們的做法是抬價去庫存。這樣的去庫存肯定是不真實的。
我們調研發現，在一、二線城市購房者多數是有房的人，買了二套又買第三套，明顯是投資投機性購買，投資性需求的特點就是房價越漲越買，而剛需的特點是對價格相對不敏感，這些巨額的成交量，多是投資性需求，還有一些是年輕人恐慌性需求的釋放。房地產的庫存是巨大的，特別是三、四線城市庫存量巨大。而房地產庫存并不就是當期庫存，住房是存續期最長的耐用消費品，可以存續幾十年、上百年，當很大比例用于投資需求時，庫存實際就是總體存量的空置率。當存在較大的當期銷售庫存時，如果賣給無房者，就是消化庫存，但如果是賣給有房者，特別是賣給多套住房者，只是發生庫存的轉移，并不減少庫存，這只是由房地產商的庫存轉為投資者的庫存而已。
其次，資金更多地向房地產集中，不僅提高了房地產泡沫化程度，加劇未來的金融風險，而且嚴重影響了實體經濟發展。資金過度向房地產流動，必然導致實體經濟資金不足，2016年1-11月累計，固定資產投資到位資金總額為548462億元，同比僅增長5.4%，凈增資金28317億元，其中房地產開發投資實際到位資金為129484億元，增長15.0%，新增資金17922億元，占全部投資到位凈增資金的63.3%，即投資到位新增資金中的一半多流向了房地產。資金流的嚴重偏移，對實體經濟產生巨大的“擠出效應”，應引起高度重視。
再次，不利于“雙創”政策和創新驅動戰略的實施。房地產泡沫對創業熱情高漲的年輕人影響最大。房價過高既加劇了他們的住房負擔，也影響了他們的創業創新激情，使許多人滋生浮躁、投機心理，不利于創新創業活動有序開展。
對房地產泡沫化問題要高度重視，因為這個問題不僅事關房地產業的健康發展，更嚴重的是它會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負擔越來越重。自房地產市場建立以來，我國房地產已經過三次調整，但每次調整都不到位，這意味著未來房地產調整的壓力會更大。前面分析中講到，我國傳統經濟特別是工業經濟調整基本到位，但傳統經濟中房地產經濟則是每次調整都是更大的上升的“中繼形態”。房地產不調整，中國經濟便不可能最終調整到位。我們認為，這次房地產的暴漲可能對明后年的經濟增長產生新的壓力，從而拉動經濟再度下行。
2.工業經濟調整進入由量向質轉變，面臨多重結構性難題
從2016年的工業發展看，工業經濟的速度調整基本到位，進一步下行的空間有限，但提質增效空間才剛剛打開，工業調整升級仍需要較長時間，面臨不少結構升級難題。工業調整的關鍵是促進工業升級和形成創新驅動的機制，否則，傳統產業回升的基礎將不牢，也就不能真正的形成“雙引擎”，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首先，產能過剩問題依然突出，且這次產能過剩的性質與以前不同，就傳統行業來講，不是周期性相對過剩，而是絕對過剩，必須堅定地“去產能”，在去產能問題上不能“半途而廢”。以鋼鐵行業為例，我國人均粗鋼消費量已超過600公斤，而發達國家在人均500公斤左右就出現產量峰值，之后較長時間內產量增長將基本停止。而目前我國的鋼鐵產能過剩達30%以上。
從市場行為看，在去產能問題上“搖擺”是自然的，這是源于市場的“短視行為”。煤炭、鋼鐵價格大幅上漲，在市場競爭充分的情況下，會誘發產量增長，甚至出現誤判，認為鋼鐵、煤炭產能過剩不嚴重，還有上升空間，或者僅把這次產能過剩當作周期性的相對過剩，這樣就會再次出現生產過剩，導致“去產能”過程延遲。從這種意義上講，PPI回升的基礎不牢，產能過剩問題不能根本解決，回升了又可能再下降。關鍵是政府在“去產能”上要更具戰略性、前瞻性，不能受“受市場短期行為或結果”的干擾。
其次，工業、農業去產能中仍有不少亟須解決的難題。如加快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去玉米巨量庫存，不僅要改革糧食儲備制度，而且要避免農民的利益受損，必須改變補貼方式和調整相關的配套政策，這些都需要花成本、花時間。
再次，去產能中職工分流安置不到位，使得隱性失業問題依然突出。在調研中我們了解到，對于去產能中職工分流安置問題，很多地方選擇了內部退養和放假或短期輪崗息工等方式，而較少采取協商一致解除勞動合同方式。這主要是因為職工內退所獲收益明顯高于解除勞動合同。這不僅使企業分流職工的成本高企，影響企業的長期發展，而且隱性失業問題也沒有根本解決，只不過由一種“隱性方式”轉為另一種“隱性方式”，這對提高企業的勞動生產率仍然是一個重大障礙。
3.服務業發展和創新發展面臨較大的體制機制障礙
服務業不僅是經濟調整期就業的“蓄水池”，而且也是新常態下產業升級、提高制造業和整體經濟競爭力的重要途徑。今年上半年服務業增加值同比增長7.5%，盡管比GDP和工業的增速快，但相對前兩年有所回落。主要原因是服務業發展還面臨較多的體制性或政策性障礙，潛力遠沒有發揮出來。
首先，對服務業的重視一直不如工業。
其次，一些體制性因素制約了服務業的發展。如營改增之前，普遍對服務業征收營業稅，使得服務業稅負較重。5月份開始全面推開的營改增改革開始改變這一局面。但全面推進營改增改革，仍面臨許多技術和機制問題，需要加快深化改革來解決。
再次，服務業中一大塊是公共服務業，對這些產業管制過多，對內對外開放均不夠，影響了供給數量的增加和質量的提高。國家高度重視創新發展，極力鼓勵“雙創”和推進創新驅動戰略，但相應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不完善、風險投資不規范、科技創新的激勵機制落實不到位等，仍阻礙著創新發展“大氣候”的形成，致使新動能發展仍顯不足。
4.世界經濟復蘇依然乏力，國際金融風險仍未有效釋放
此次源于美國次貸危機的全球金融危機，是50年一遇的大危機，其帶來的全球經濟調整遠沒有結束。為了應對金融危機造成過大的沖擊，避免出現上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和70年代的危機，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普遍采取了兩種應對措施：一是大幅放松貨幣政策，如零利率政策和量化寬松政策；二是政府強力干預，如美國對汽車、“兩房”及投行采取少見的保護性政策，歐洲提出不讓一家大銀行破產。
這樣的政策可以避免過大的危機沖擊，但卻帶來一個明顯的后遺癥：危機的影響拉長，短痛轉為長痛。這就是世界經濟復蘇為什么乏力的最重要原因。其中最大的問題就是：零利率（歐洲走得更遠，出現了名義負利率）意味著貨幣的價格嚴重扭曲，使得經濟結構調整缺乏有效的價格杠桿引導，全球資源重新配置陷入紊亂。因此，全球結構失衡問題難以得到根本解決。當務之急，就是讓利率正常化，恢復貨幣政策的基本功能。否則，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將會持續，市場總是無法“出清”，風險和錯誤被掩蓋，被累積，可能醞釀另一場大的金融市場波動。
全球經濟增長乏力的背后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貿易和投資的保護主義采取變相的方式大行其道。從政策上講，再工業化是其典型代表；從后果看，全球貿易增速持續多年低于全球經濟增速，到2016年底，全球已持續五年出現貿易增速明顯低于經濟增速的情況，這一現象不僅違背了全球化的大方向、大趨勢，而且意味著各國都在向內而不是向外來拓展發展空間，這嚴重影響全球資源配置效率。成本上升、結構扭曲，世界市場變小，這樣與開放發展相悖的現象，正是全球經濟長期低迷不振的又一原因，全球經濟低迷，且結構扭曲，必然導致全球各種亂象（政治、經濟、社會）層出不窮。
2017年宏觀經濟趨勢與政策取向
解決經濟新常態下各種難題和挑戰，必須長短結合，綜合實施。關鍵是堅持宏觀政策要穩、產業政策要準、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思路。2017年既要繼續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更要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上取得重大突破，為長期發展注入新的動力。
1.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關鍵抓手，深入推動“三去一降一補”，著力解決新常態下經濟發展的結構性難題
在生產資料價格回升、企業效益改善的情況下，千萬不能放松結構調整的重任。特別是在“三去一降一補”上要盡快取得重大進展。我國經濟結構問題主要集中反映在產能過剩、庫存過大、杠桿偏高、成本高企、補板約束等方面，這是結構性調整的著力點所在。目前我國經濟發展中最有利的一個因素就是就業穩定，就業容量不斷擴大，因而使得結構調整，特別是淘汰落后產能對經濟發展的沖擊較小。應借此有利條件，加大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的力度，同時繼續降低制度性成本和修補各種發展短板。
為此建議，國企職工分流安置上步子可邁得更大一些，即更多地鼓勵協商一致解除勞動合同方式。根據對我國新常態下就業的現狀和趨勢分析，去產能力度加大不會導致社會整體失業率的大幅上升，但要高度重視善后工作，特別是對職工的利益補償要更加注重公平、更多體現人文關懷。
2.加快推進國企、財稅、金融、社保等基礎性關鍵性改革，更好地發揮體制改革的牽引作用
我國改革正處于深水區，涉及重大的利益結構調整。這些重大利益結構調整的領域既是基礎性的也是關鍵性的，如國企、財稅、金融、社保等，這也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難的地方。2017年是“十三五”規劃實施的第二年，培育新的發展動能時不我待，傳統經濟轉型也時不我待，必須下決心，在基礎性關鍵性領域取得突破。
要著力深化國企改革，打破行政壟斷，這是實現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關鍵條件。要加快利率市場化、匯率市場化、資源品價格改革和公共產品定價機制改革等，最大化地減少市場的價格扭曲，提高資源配置效率。
營改增的全面實施，意味著我國稅收制度改革邁出了重要一步，但營改增改革不是財稅體制改革的終點。相反，它是一個新的起點，隨著營改增的全面推進，正在倒逼財稅領域的深化改革，如深化分稅制改革，完善分稅體制；培育新的地方主導稅種；研究設計征收遺產稅。同時，要進一步推進簡政放權和商事制度改革，還權于民，還權于社會，還權于市場。
3.破除各種體制機制障礙，促進服務業和新興產業快速發展
服務業是我國管制較多的行業，而提高服務業的比重、提高公共服務水平也是產業轉型升級的重要內容。服務業的發展對改善人民生活、提高生產質量及穩定就業、擴大消費等均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當前形勢下，穩就業、提高就業容量，可明顯拓展結構性改革的空間，為未來的發展增添更強的動力。
首先，穩就業要多在增量上做文章，各地方要把促進服務業增長、提升服務業質量放在經濟工作的重要位置。其次，著力消除抑制服務業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要加快改進服務業統計，可借全面實施營改增改革之機，規范服務業統計標準體系，細分行業，將服務業按增值鏈分工統計，這對促進服務業分工發展、完善國民經濟核算制度都具有重要意義。要著力推進服務業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進一步減少行政審批和大幅放松公共服務業的市場準入，同時，消除現存的各種歧視性政策，為服務業創造更加寬松的宏觀環境。
4.堅決抑制房地產泡沫化，建立房地產健康發展長效機制
關鍵是切實落實“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基本定位，使房地產發展回歸理性。主要的政策選項有：一是各級政府要積極引導房價增長預期。在房地產調控上，一些地方政府存在“順周期”傾向，特別是對一些利益集團借機炒作、“火上澆油”視而不見，對此，要加強信息引導和對違規違法行為的懲治力度，合理引導預期。二是要持續堅定的抑制住房投機性需求。對二套以上住房的購買政策不能時而過緊，時而又過松，對此有必要進行清理、規范。同時，加強對房地產信貸總閘門的控制。三是加快房地產稅改革，建立房地產穩定發展的長效機制。
（作者系國家行政學院決策咨詢部副主任、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來源: 上海證券報）
